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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场新冠疫情，让人类命运前所未有地休戚与共。如果说新冠疫情终将过去，但诸多全球性健康挑战未来将依旧存在，全球健康体系建设与共治已成必然。在九棵树未来艺术中心举行的2020浦江创新论坛特别论坛“首届全球健康与发展论坛”上，多位专家不约而同地提到了目前全球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——新冠疫苗，并由此展开了关于创新、平等、合作等命题的讨论与思考：疫苗如何合理应用、公平分配？有了疫苗之后，人类还将面临怎样的新挑战？

25周让25年努力付之一炬后，世界需要创新、平等与合作

“今年的这场新冠疫情，已经让全球约4000万人陷入或重新陷入了极端贫困。原本全球儿童的疫苗接种率已经达到84%，可短短的 25周，让之前25年的努力付之一炬，疫苗接种率直接倒退回上世纪90年代。”

这是比尔及梅琳达·盖茨基金会资深中国战略顾问戴维仁一开场便带来的数据。他直言，新冠疫情重新加剧了种族、地域、贫富等差距，而全球迫切需要以创新、平等与合作为命题，展开国际组织、政府部门、科研机构与企业等多方的跨界对话。“许多国家都在开展大规模的病毒检测试剂、药物与疫苗研发，并获得了显著进展，目前，已有184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到由全球疫苗免疫联盟（Gavi）推动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（COVAX），它的最初目标是在2021年底前完成20亿剂新冠疫苗生产。”

但谁将制造和分配这势必供不应求的20亿剂疫苗？戴维仁带来了数据模型，“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可能早已预订了足够的疫苗，但欠缺购买力的低收入国家或许最多拥有覆盖14%人口的疫苗剂量。但大家都知道：在所有人安全之前，没有人是安全的。”按照这一模型，新冠病毒将在全球的四分之三地区不受控制地继续传播4个月，最终没有国家能成为大流行中岿然不动的堡垒。

为此，戴维仁介绍，COVAX计划将把20亿剂疫苗中的一半用于低收入国家，“这一总量应该足够保护全球的高危易感人群和一线医护、社会工作者。这样做的独特之处在于，不论参与其中的国家和地区是富有还是贫困，均能获得疫苗。”他高度称赞了中国在该计划中的表现，也期待中国继续向全球分享新冠疫情防控的经验。

接种疫苗不仅是“保护自己”，还将帮助科学评估隔离等决策

当然，新冠病毒不是人类面对的首次健康威胁，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，疫苗和免疫接种始终将帮助人类建立更安全健康的世界。中国疾控中心高级顾问兰斯·罗德瓦尔德（Lance Rodewald）有着在中美两国长期丰富的免疫规划研究经历，“除了健康价值之外，疫苗还有很强的社会经济学意义，如何用好疫苗至关重要。”

罗德瓦尔德解释，除了大众了解的“保护自己”——直接保护，主动免疫之外，疫苗还有3种保护方式，“间接保护，即如果本人有接种禁忌症，他人接种也能减少其保留于病原体的机会；直接保护，被动免疫，如母体接种对胎儿的保护；暴露后预防，如狂犬病疫苗等。”因此，疫苗接种是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环节，甚至可完全切断某些疾病的本地传播。

不过，疫苗也有其局限性，大部分有效性低于95%，且均有过敏性休克等安全风险。在新冠疫苗即将面世之际，罗德瓦尔德提出3个问题，“疫苗的真实效果和推荐时的期望效果一致吗？安全性呢？是否在政策实施上有意想不到的情况？”他带来了新冠疫苗目标产品简介（WHO-TPP），包含适应证、禁忌、目标人群、安全性、保护效力等，目前全球各国研发中的疫苗均表现出免疫原性，但由于没有既往使用史，对于重症患者是否有保护力、保护持久性、暴露后免疫效果、免疫逃逸病毒基因漂移等重要特征和风险仍属未知。

他提出，疫苗是否能辅助NPI在更短时间内达到控制疾病传播的效果，“如为密接者接种疫苗，评估暴露后预防的能级，以及未来是否可简化并增强边境保护（应对输入性病例）、减少物理距离措施（如不关闭学校、开放旅行）等。”他表示，在科学有效的抗疫举措下，中国已取得了巨大的阶段性成果，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应对输入性病例，“通过全球合作，我们坚信，各国政府和社会都将进一步从疫苗这一高回报投资中获益。”

承认各国接受风险水平不同，制定“鸡尾酒疗法”策略

“同人类争夺地球统治权的唯一竞争者，就是病毒。”新冠疫情也让全球健康风险治理成为各国反思的重要议题。然而，人口货物的全球流动让风险扩散难以控制，全球卫生健康条件的差别，也让各国应对的策略及效果差异巨大。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直言，全球健康治理面临着复杂局面，“这是一个涵盖专业机构、政府间国际组织、基金会、政府部门、立法部门、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机制复合体，大家都有发言权，但都没有绝对控制权，观点、利益的不一致让不少议题变得复杂。”

以新冠疫情为例，全球健康风险治理也经历了不同阶段，“如高风险阶段，防控挑战是病毒的大规模传播；而如今进入低风险阶段，我们发现，挑战更棘手了：防控挑战除了新冠疫情出现反复，还有社会各类风险的综合管控。”

他指出，疫情的防控成本呈边际递增规律，而且必须承认的是，各国在可接受风险水平和防控策略实施上的确存在差异，“另外，不同风险之间需要权衡，如扩散风险与隔离导致的风险、与经济萧条的风险应找到最佳平衡。”此外，他还提到“风险沟通”，“即对个体层面的理性决策引导，使公众承担更大的责任，如因个人行为造成的扩散风险和相关问责等。”

薛澜说，目前中国进入低风险阶段，但亦有多重风险交织。“如局部暴发风险、对病毒认识远未完全掌握、药物疫苗的上市使用确切时间未定以及经济社会风险升高。”他认为，下一步，相关部门应加强对新型传染病本身（如感染后多久可被检出）、防控措施有效性（如社交距离、各类公共场所风险评估）的研究，加强风险沟通，促使易感及高危人群调整行为，让全社会对可接受的风险水平达成共识。

“我想，全球合作主要应在科研和协助两方面加强，如对病毒特性的认识、药物研制生产供给、疫苗研制生产配送及对于欠发达地区的援助。”薛澜建议，通过制定各国防控策略的“鸡尾酒疗法”，并协调制定各国人员货物交流的风险标准，将有效提升全球现阶段新冠疫情防控风险治理的效率。

栏目主编：黄海华 文字编辑：黄杨子 题图来源：黄杨子

来源：作者：黄杨子